非法移民的美国梦:我清白的代价 就是父母的罪行(图)

投稿时间:2021-01-20  消息来源:网络  提交者:笑傲江湖

纽约客杂志刊发了一个”梦想生“的文章,这个词主要是指那些从小就被非法移民父母带到美国的孩子。对他们来说,再努力取得再多的成就,也无法保证有尊严的生活,原因就是他们的父母没有合法移民的证件,虽然他们与合法移民一样,只是为了给自己和给孩子一个更好的生活。作者:Karla Cornejo Villavicencio,远奇编译。在没有身份证明的成长过程中,我了解到,我清白的代价是我父母的罪行。

只要你是美国任何地方的非法移民,你为自己和你所爱的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所做的事情,就是非法的。另一些事情还需要特殊的技能,长辈们知道一些了不起的绝招:在夜深人静之时穿越沙漠,观察格兰德河(注:北美南部的河流,位于美墨边境)数周,找到河流最浅的地方横穿过去,来到美国的第一天就找到工作,找到不需要租约的公寓,在公共图书馆,社区学院,或者从“欢乐一家亲”(注:美国的一部情景喜剧)学习英语。

长辈们做的这些事情,我一件都没有做过。上一代人只有一个念想,那就是活下去,他们的孩子们往往不愿提起这个沉重的话题。不,我说的不是那些“锚宝宝”(注:anchor baby,非公民母亲在拥有出生即拥有公民权的国家所生的孩子)的问题。我们的父母生孩子的原因和大多数人一样,他们为我们所做的牺牲是我无法用语言表达的,但这种牺牲的分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可以感受到。

这是非法移民和他们在美国的子女之间的协议:他们给我们更好的生活,而我们用余下的生命计算出我们的肉体能挣多少钱,来偿还他们的恩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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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那时我七岁,开始作为非法移民女儿的“职业生涯”

我是第一代移民,在我生命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无证移民,后来拿到了DACA(注: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,儿童入境者暂缓遣返手续,一个美国移民政策,允许一些非法入境美国时不足16岁的儿童暂缓遣返,并容许他们申请工作许可),现在是永久居民。但我真正的身份,(非法)移民的女儿,就像偏头痛一样纠缠着我。

为此,我也有自己的生存技巧,在很小的时候就学会了。我们经常听说,因为美国人喜欢这种东西,就是移民的孩子经常为他们的父母做翻译。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开始这么做了,因为我没有口音,还因为我长得刚好是讨大人喜欢的那种可爱,也就是说,我有一双惊恐的大眼睛和夸张的词汇。

医生或老师一开始说话,我就能感觉到父母紧张的情绪,我要么替他们回答,要么替他们解释。就像我在模拟联合国(Model United Nations,一种学术性质活动,借由精简模式举行联合国模拟会议,以促进世界各地学生的交流)的工作一样。那时我大概七岁,我作为一个非法移民女儿的职业生涯开始了。

在我十几岁的时候,我开始变得很专业,我成了一名表演艺术家。我陪我的父母去那些我知道他们会被歧视的地方,在那里我可以保证他们的权益得到保障。如果银行出纳员不接受他们的身份证,我会穿着超大号的Forever 21西装(注:一个美国時尚服装零售品牌),涂着红色唇膏,梳着光滑的发髻,穿着崭新的Stan Smiths(注:阿迪达斯出品的一款经典网球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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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带着一个人造皮文件夹,确保我握手的时候用力到几乎能折断他们的骨头。有时我求助于体面,有时求助于法律,有时求助于上帝,有时我像个性感的黑帮成员一样靠在椅子上,说:“那么,你告诉我,没有银行账户,你想让我妈妈在这个国家怎么生活?你四点打烊,但我可有的是时间。”

然后我眨眨眼。这些都是表演,但挺管用。

我的父母在二十出头的时候来到美国,对他们将要面对的事情存着一种天真的态度。在厄瓜多尔的时候,他们看到了一个富裕国家的画面,克林特·伊斯威特(注:Clint Eastwood,美国著名演员,导演)和纽约市的天空闪闪发光,他们还听说了一些移民在那里过得不错的故事。但我的父母并不是盲目乐观的人,他们那时还只是孩子,迷茫而莽撞,从周围的死胡同里逃了出来。

我的父亲是个独生子,他有一个冷酷无情的母亲和一个缺席了的父亲。我的母亲,是她的母亲被强奸的结果,从小在阿姨和叔叔的照顾下长大。她嫁给我父亲的原因,和很多女人结婚的原因一样:为了爱情,也为了逃避。她曾经告诉我,我出生的那天是她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。

在那之后不久,我的父母,一个小型汽车修理厂公司的老板,发现自己负债累累。在我18个月大的时候,他们把我留给了其他家人,在纽约布鲁克林定居了下来,希望能工作一年,攒够钱后再搬回来。

我从来没有那种冲动去问他们关于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,但我知道,他们的承诺,从一年变成了三年,我也知道,他们发现自己的女儿有获得更好前途的机会。老师们都说我很有天赋。尤其是我的母亲,她觉得厄瓜多尔不适合我。她觉得这个国家会限制我成为她想象中的女性:也许是希拉里·克林顿,也许是戴安娜王妃。

我的父母给在厄瓜多尔的我写了充满爱意的信。他们说为了让我过上更好的生活,他们面临着种种困难,他们说我们很快就会团聚,但具体日期没有透露,他们说我必须乖乖听话,不要误入歧途,我似乎已经养成了努力的习惯,这样他们就可以给我送小礼物和巧克力。

虽然我还是个蹒跚学步的孩子,但我很懂事,我父母的离开是为了给我创造更好的条件,我不得不做相应的事情来报答他们,这是很简单的道理。

二、我能做什么来保护她?嗯,我想要么杀了那个主管吧

我还不到五岁的时候他们就把我接过来了。我到达了肯尼迪机场,我的父亲看起来完全像一个陌生的人,他跑过来抱起我,亲吻我,我的母亲在一旁哭了。我记得当时我觉得她很漂亮,也对这种关注感到尴尬。他们带来了玫瑰、泰迪熊和气球。

很容易我们就互相了解了,我父亲喜欢读书和说教,脾气很坏。我母亲在父亲身边的时候很温和,但和我在一起时却像变装皇后一样风趣刻薄,她喜欢《时尚》杂志。

我被一所天主教学校录取,很快就通过沉浸式学习学会了英语,《阅读彩虹》(注:美国儿童教育电视节目)和父亲给我买的一本富兰克林电子词典也帮了我不少。它给了我丰富多彩的词汇和奇怪的过度发音。如果我输入一些特定的关键字,它甚至会给我色情作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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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此同时,我已经确定我的父母并不是有合法身份的美国永居居民。在家里,饭菜可能只有米饭和一个煎蛋,我们有时会蹲在我的床边拉上百叶窗来躲避房东。我父亲一开始是开出租车的,但911事件之后,州长吊销了非法移民的驾照。

他开始当送餐员,给华尔街的高管们送饭,塑料袋划破了他的手指。其中一些高管强迫他乘坐货运电梯,还有一些人把零钱当小费打发他。

我妈妈在一家工厂工作,每周工作7天,有时轮班工作12个小时。她在热浪中缝衣服,那种感觉就像棉绒卡在你的喉咙里,而她的老板,也是移民,对她进行种族歧视的谩骂。

有些日子,我坐在工厂的地板上,用布片做洋娃娃,假装自己拥有童年。我并没有花很多心思做娃娃,我只是在瞎搞,我的眼睛盯着缝纫台边工作的妈妈,每当她的主管来看看她的工作速度有多快时,我就会全身僵硬,我能做什么来保护她?嗯,我想要么杀了那个主管吧。

我们的问题似乎是贫穷。在我理解房租之前,贫穷似乎还挺迷人,或者至少很正常。我读过的书里所有的主人公都很穷。克利基塔街的雷蒙娜·昆比(Ramona Quimby)(注:一部儿童读物中的虚构人物),《五颗小辣椒》(Five Little Peppers and How They grow)里的孩子们。

每个虚构的孩子都是处在饥饿中,要么是孤儿,要么患有肺结核。但还是有一些别的东西让我明白自己和别人不同,在学校里,我看着我的非白人同学,很好奇他们的父母为什么能当护士,拥有自己的房子,或者出国度假。当然这不关我的事,纽约的每个人都有秘密,但我依然故作漫不经心,小心翼翼地收集信息。

当我申请作文比赛,向父母要我的社安号(注:类似于合法公民身份证号)时,我终于明白了,我父亲正在看报纸,他头也不抬地对我说:“我们没有合法证件,所以我们没有社安号。”

三、我从不称自己为梦想家,这个词肤浅又愚蠢,它把基本人权和成绩单上的A绑在一起

它并没有伤到我。我打开电脑,拨号上网,搜索没有社安号意味着什么。那个时候,“无证移民”这种说法还没有出现,我在网上看到的官方术语是“非法移民”,从临床医学的角度来说,这很伤人,就像在你的牙齿钻孔一样。各种愤怒的评论区提供了另一种说法:非法外来户。

我知道这是一种意在伤害我的法律用语,但它并没有伤害到我。他们很愤怒,我们被厌恶着,虽然不一定是全世界的人都恨我们。我仿佛发现了柯特·柯本(注:Kurt Cobain,美国颓废摇滚音乐家。)。

显然,我了解到我和我的父母随时都可能被驱逐出境。那很可怕吗?肯定的。但驱逐出境看起来也像间谍电影里的情节。幸运的是,我有个盟友,我的弟弟在我10岁的时候出生了,他是我们家族的第一位公民,以纽约洋基队(New York Yankees)一名队长的名字命名。他还没到可以欣赏艺术的年龄,我就带他去了大都会博物馆。

我告诉他“周六夜现场(注:Saturday Night Live,美国综艺节目),”还有“莱特曼”(注:美国脱口秀演员)、“欢乐之家”(注:一部音乐剧)和“茉莉人生”(Persepolis,一部讲述伊朗女孩生活的电影),我介绍给他的所有的东西,都是我觉得一个中上阶层的父母应该做的事,这样他就能在学校茁壮成长,找到一份好工作,赚钱。

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成功来保护父母。

后来我们搬到了皇后区,我上了高中。一天,我爸爸通过西班牙语广播听到国会正在通过一项新法案。这项法案被称为《梦想法案》(dream Act),它为在美国上学或在军队服役的无证儿童提供了一条合法化之路。

我爸爸保证我毕业的时候它就会通过。我从来不会对好消息做出反应,处变不惊是我的特点,但我是乐观的,该法案是两党合作的,约翰·麦凯恩支持这一计划,我知道他曾是战俘,这让我觉得自己与一位真正的美国英雄有了联系。每当我看到赞助人的名字旁边有一个“R”时(注,代指Republican。共和党党员),我的心就会因喜悦而悸动。那些原本厌恶我的人,现在却决定爱我了。

但是这个法案被否决了,后来又被重新提出,一次又一次,持续了很多年,但它从来没有被正式通过。而且,在一个美国式的转变中,这个提案只存在于理论中。现在市面上出现了一个新词:“梦想家”。政客们开始用这个词来指代非法移民的“好”孩子,那些在学校表现很好,远离肮脏街道的孩子,如同无辜的人。

美国大约有100万非法移民儿童。人们觉得,不无辜的人大概是那些被关在笼子里,盖着太空毯(注:太空毯通常用于急救和紧急生存,这里是指在难民营中的人),或者被政府抛弃的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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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从不称自己为梦想家。这个词肤浅又愚蠢,它把基本人权和成绩单上的A绑在一起。梦想家不能高中不及格,不能酒后驾车,不能在麦当劳工作。那些孩子生活在需要奇迹来拯救他们家人的压力下,但奇迹没有发生,因为不平等,因为我们所有人生来不平等,所以美国政府认为他们不应该有合法身份。

事实证明,为了帮助那些被选中的少数人,这个梦需要妖魔化其他人,我们的父母也会被牺牲。我们清白的代价就是我们所爱之人的罪孽。杰夫·塞申斯(Jeff Sessions)在担任司法部长期间曾表示,我们是在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被迫来到美国的。人们很同情我,因为我父母把我带到美国,甚至都不跟我商量。

当然,具有讽刺意味的是,我们恰恰是这个梦想的继承人,我们成为梦想家,是因为我们的父母有梦想。

四、最重要的是他还有渴望,他站在长岛湾的边缘,渴望着黛西的到来

想想这事就很痛苦,我的母亲是一位有抱负的室内设计师,已经28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了。我的父亲擅长解决问题,他一辈子都想要一家餐馆,他是一个天才厨师和优秀的经理,他经常为他们做了真正的经理该干的工作。但是,没有合法的身份,他在工作上的成就也只能走这么远,他需要现金支付,他永远也领不到救济金。

他经常用足球来比喻我们的美国之旅。我们家是一个团队,但进球都得靠我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我的家人所做的一切,都是为了把球传给我,然后我就可以实现美国梦了。然后我们就可以把它传给我弟弟了。

我爸爸就是这么解释为什么他每晚都一瘸一拐的原因,其实他的脚是因为送外卖跑了太多路而起了水泡,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有时没钱买电或洗发水,这些他们理解成犯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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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时候我父母为了活下来会做一些你永远不会知道的事。这些他们理解成传球技巧。2015年,当美国女队赢得世界杯时,我爸爸去参加了游行,给我发了一张自拍。还写道:“女孩力量!”

我的父亲是一个充满激情、喜欢抨击的女权主义者,尽管他的女权主义似乎经常把我的母亲排除在外。在我上小学的时候,他会带我去皇后区公共图书馆的当地分馆,翻阅厄瓜多尔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总统罗莎莉亚·阿蒂亚加·塞拉诺(Rosalia Arteaga Serrano)的回忆录。

塞拉诺被赶下台,似乎是因为她是一名女性。父亲会一连好几个小时大声朗读这本书,然后停下来告诉我,我需要坚强。他会阅读独裁者的演讲,不是为了政治,而是因为喜欢具有说服力的演讲。13年来,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去图书馆。

我母亲辞去了她在工厂的工作,给了我这个被给予厚望的人全天候的学业支持。她通宵帮我制作夸张的海报。她用单词卡片来考我,努力念出单词的发音,但如果我答错了,她就会笑着用枕头拍打我。

我在PAST(注:用于确定美国国家优秀奖学金项目的资格考试)和SAT(注:美国高考)考试的语言部分拿了高分,部分原因是我的运气,部分原因是我的父母拒绝让我做家务,这在当地引起了争议,因为他们想让我通过读书改变命运。

如果这一切看起来都是战略性的,也是理所应当的。美国梦并不只发生在乐观的波利安娜身上(Pollyanna,美国同名小说里的人物,用来代指盲目乐观的人),它发生在有计划并且有点狡猾的打破游戏规则的人身上。

我第一次想到这个梦是在英语课上,讨论《了不起的盖茨比》(The Great Gatsby)的时候。我的同学们都认为盖茨比似乎有点可悲,是个悲剧性人物,但是我崇拜他,他塑造了自己的人生,在非正规经济中发了财,过着安静、偏执、隐居的生活。

最重要的是,他还有渴望,他站在长岛湾的边缘,渴望着黛西的到来。我坐上了开往郊区的火车,来到哥伦比亚大学,眺望着校园,希望有一天它也能属于我。当时,无证学生根本不可能进入哥伦比亚大学。许多学校也是如此。继续做梦吧,我的父母说。

我做到了。我是班里做告别致辞的学生代表,奇迹般地进入了哈佛大学,还被选中加入了一个秘密社团,艾略特(t.s. Eliot,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)和华莱士·史蒂文斯(Wallace Stevens,美国现代主义诗人)都是曾经的会员。

我想我是唯一入选的拉丁裔。当我去参加这个社团后后,一本英语-西班牙语词典出现在我们俱乐部的卫生间里,为此我感到很寒心。2011年我毕业的时候,我们的国家正以创纪录的速度驱逐非法移民。

我知道我需要给我的非法身份添加更多金光闪闪的粉饰。于是我也为了同样能够进入人们的视野而开始写作,这样,当住在隔壁的美国人正在看新一集“单身汉”(注:The Bachelor,一部美国约会和恋爱真人秀电视连续剧)的时候,如果我或我的父母被驱逐,就不会是在半夜默默无闻地离去。

我写了一本关于非法移民的书,不是把这些人描述成神秘的受害者或金光闪闪的英雄,而是有缺陷、复杂而真实的人。我的书反响不错,得到了一些获奖提名,一位总统也称赞了它。

但是生活很难有实质性的改变,我的父母仍然很穷,没有合法工作证件,我不能用奖励和分数来保护他们。当我把我的毕业证书给父亲时,他哭了,但是不管这文凭多么沉重,它都不能让一切好转起来。

五、我们俩都不能死,因为那样的话另一个就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

在我读研究生的时候,我父母长达30年的婚姻结束了。这些年来,他们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美国度过的,他们埋头苦干,身体也累垮了,不得不承认这场婚姻的破裂是不可避免的。我妈妈打电话给我说她受够了。我弟弟支持她的决定。我和父母双方都谈过,并帮助他们共同商定了一个日期。

一个周二的晚上,我的父亲搬了出去,留下了他以前的育儿书,而我的母亲和弟弟当时都在教堂。我让我父亲给我弟弟发短信说他爱他,我想他照做了。我打开放着刀具的抽屉,倒在地板上,我给我的伙伴发短信叫他来帮我,我哭到抽搐。

从那以后,我妈妈变得很抑郁。我做了几个小时的研究,为她找到了一位非常合适的,了解心理创伤的心理医生,他会说西班牙语,并且收费我能负担得起。我妈妈服用了依地普仑(注:一种抗抑郁药),这药挺有效。她也开始了一份让她很开心的工作。

为了给她找到那份工作,我服用镇定剂,每天花上几个小时浏览Craigslist网站,给几十个人发电子邮件,用一种狡猾的模棱两可说辞对妈妈的合法身份问题糊弄过去。我在电话面试中模仿她的声音,我倒立在沙发上,血液涌上我的头,努力不让自己说出冒犯的话来。

你知道吗,当你偏头痛的时候,你会后悔你有多愚蠢,把那些幸福的毫无痛苦的日子当作理所当然,虽然我的日子很艰难,但我知道我其实已经很幸福了,总有一天当我回首往事,会奇怪自己为什么会这么愚蠢,明明很幸福却还是做了爱发牢骚的傻瓜。

我妈妈的工作是很辛苦的体力活儿,有时要冒着雪或雨,我给她买了件真正的冬衣。她的第一件冬衣是Eddie Bauer(注:一个美国冬衣品牌)送的,我给她买了一双猎靴,这些都是她需要的东西,我在地铁上见过她这个年龄的女人,她们的手拿着Whole Foods(注:美国一家专注于卖有机食品的高端零售店)的袋子,而我妈妈的手得了关节炎,她给我发了裹着绷带的照片。

我弟弟和我现在有个约定:我们俩都不能死,因为那样的话另一个就不得不独自承担起照顾父母的责任。我弟弟22岁,还在上大学,和我妈妈住在一起。他也有一些本事,他温柔、善良,而且擅长化解冲突。他多年来一直调解我父母的争吵。他也从未试图改变他们,而我则总是希望通过治疗、书籍和在Instagram上的心灵鸡汤来改变他们。

所以我们决定,长远的计划是,他找到一份工作,结婚生子,住在皇后区,邀请妈妈搬来和他一起住,帮他照顾孙子孙女。他会处理好情绪问题的,这不会给他造成心理创伤,而我则负责经济上的支持,因为这不会给我造成心理创伤。

我爱我的父母,我清楚我爱他们。但我每天对他们的感觉是恐惧、惊慌、义务、悲伤、愤怒、怜悯和羞耻的混合物,羞愧之情如此强烈,以至于我穿着内衣蜷缩在床上,无法面对自己。许多美国人都有脆弱的父母,他们努力想要用自己的成功来拯救他们。我最尊敬那些人。

六、因为他们牺牲,给了我他们想要的梦想:良好的教育,纽约口音,自我改善生活的机会

但是,由于受到蔑视和缺少来自政府的支持,无证移民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负担。因为我们的父母做了一个选择,选择成为非法移民,以至于很少有人同情他们,也很少有人去思考是否应该对他们几十年的剥削进行补偿。当初的选择就是原罪,这些非法移民被好奇心、饥饿和肉体的欲望所诱惑,就是我们的父母被赶出天堂最堂而皇之原因。

于是我们又回到了债务问题上,我的父母在他们最后几年所遭受的痛苦都将与他们的移民身份有关:他们在这个国家辛苦劳作,但是却没有医疗保健和住房支持,他们心力交瘁。因为他们牺牲,给了我他们想要的梦想:良好的教育,纽约口音,自我改善生活的机会。

但这种生活并不完全属于我,在我看来,美国梦就是看着他们有尊严地老去,帮助他们养老,不让他们在一次偶然的仇恨犯罪中被推上火车。对我们来说,感激和内疚几乎是一样的,爱和自我否定很难分开。我们能给彼此的只有我们自己。

学者们经常写当孩子成为看护者时所造成的伤害,但当涉及到移民时,他们就不愿意这样说了。他们说,对我们这种孩子来说,这是文化使然,因为我们在亲密的家庭中长大,我们尊敬长辈。事实上,这只是我们的生活手段,为了生存,这是一个家庭层面的互助社会。首先是文化,然后是对不稳定和监视的适应。如果我们迷失在应许之地,也许是因为我们脚下的土地从来就不曾坚实。

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,我妈妈在我爸爸的出租车里发现了一颗水晶心。光阳透过它发出的光线很美,就像波光粼粼的水面。她把它放在她的首饰盒里,有时我们会拿出盒子,把里面的东西统统倒在我粉红色的双人床上,欣赏我们以为的心形钻石。

我长大了,上了大学,我经常听说孩子们继承了他们祖母的传家宝,我真诚地相信在我的家庭中也有珠宝。几年前,我和我的伴侣去看我妈妈,她把盒子倒了出来。她给了我几样我很珍惜的东西:一个白金、黄金和玫瑰金做成的铭牌手镯,还有她第一次搬到布鲁克林时戴的厚厚的金色环形耳环。其他的都是人造珠宝。我找不到那颗水晶心。

后来我意识到,当我母亲发现那块水晶时,她和我现在差不多大。她可能从未见过一颗真正的钻石,她以为她在美国找到了一颗,她的梦想成真了,她想让我相信。然后,我们俩各自长大,她不再相信,也不再试图去相信,并想阻止我去相信。她可能把那东西扔了。我没有问过。有些事其实跟我们无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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