大学教授:“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”是治标不治本

投稿时间:2021-11-01  消息来源:文学城  提交者:古姿女郎

根据多地统计单位官网信息,为响应《国家统计局关于开展农村青年婚姻关系调研的通知》,多地在今年下半年进行了农村青年群体的婚恋及生育调研。结果显示,农村青年的结婚率、生育率普遍较过往下降。以浙江宁波为例,当地已婚或离婚的农村青年中,育有一孩的比例为62.5%,二孩的比例为23.21%,三孩的比例为0.89%;有13.39%的受访者未生育。

“和城市里的青年已经不太愿意生育不一样,农村青年其实是愿意生孩子乃至生二孩三孩的,但是他们不敢生。”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、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杨华在数十年的乡村调研中发现,尽管仍有较为强烈的生育意愿,农村地区的青年群体往往受制于高成本的婚姻与生活模式,从而导致结婚难、少生育的状态,乃至陷入“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”的境地。

杨华认为,在被广泛讨论的失衡的性别比之外,农民进城也是导致农村人口结婚率与生育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之一。



2021年7月,杨华在湖南农村调研。左一为杨华。受访者供图

一些农村地区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

新京报: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农村婚恋、生育方面的调研的?是怎么调研的?

杨华:从2007年开始,我每年至少有3个月的时间,会到全国各地的农村做田野调查。在村里的时候,每天至少有两个访谈对象,上午下午各谈两三个小时。谈的内容很全面,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谈,同时也会听他们说很多自身家庭的情况。

新京报:刚开始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体会?

杨华:十年前,我在河南调研,就听说他们被高额的结婚成本所困扰。那时候,要在村里说一个媳妇,必须要在村里建成一套新房子,带院子的那种,大门也要上档次,否则很难成功说媒。

我记得我在开封的农村认识一户家庭,给自家的儿子做了许多媒,请职业媒人也好,亲戚说媒也好,都不成。儿子到了28岁还未婚,在当地算非常大龄的未婚男青年。为什么呢?主要就是因为他们家院子的院墙还没有砌起来,房子也是老式的房子。我调研结束后,他们家建了一栋新房,很快就门庭若市了。没多久,儿子就结婚了。

新京报:建房子这类成本通常都由男方家庭负担吗?

杨华:是的,在农村地区,适婚女性数量低于适婚男性数量,通常100个女性对应108到120个男性,男性的求偶竞争相当激烈,所以婚姻的成本也基本都由男性承担。

新京报:不久前,某地民政局为解决农村大龄男青年的择偶难问题,“鼓励女青年留在家乡”,你怎么看待这个提议?

杨华:这是治标不治本的。男女性别比例失调在农村、城市都有体现,男的多、女的少,不管女青年流向哪儿,都注定会有条件相对差的男青年找不到配偶。

新京报:在你的调研中,农村地区年轻人的结婚渠道是什么样的,是婚姻自主,以“爱情”为主要导向还是传统的媒妁之言?

杨华:现在的多数农村地区,尤其是淮河以北的农村,主要是通过相亲结婚的。我观察到,农村的年轻人,即使出去务工了,原生家庭的文化体系也要求他回家过年时接受父母的相亲安排,最终进入与本地人结合的婚姻。在北方的农村,我所见的与外乡人结合的婚姻不到10%。这是一种传统婚姻观的延续,觉得找本地人靠谱,怕外来的媳妇跑掉,婚姻不稳定。

新京报:相亲这种方式,对男、女都一样吗?

杨华:女性找外地人的比例要高一些,大概在15%到20%的样子。因为女性在流出农村后,在发达地区“往上找”的成功率要大一点,毕竟在大众观念里,女性找更强势优秀的异性结婚是很正常的。男性就不一样了,通常要“下就”。那么在农村的家庭观中,就不如回老家找个本地女孩。



2021年7月,杨华在湖南农村与村民交谈。左三为杨华。受访者供图

“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”

新京报:在你后续的调研中,上述的结婚成本是否发生了变化?

杨华:我前不久去驻马店调研,发现目前最常见的现象是,男方要跟女方相亲的话,首先要有一辆10多万的车,并且在县城有套房子。现在县城的房子每平方米均价怎么也要六七千元,那么房子的首付、购车款加上十几万彩礼,婚姻总成本低则五六十万,高则七八十万。

一个儿子进城要六七十万,两个儿子就要一百多万。这对当地农民家庭是很难承受的。所以有些村落传出一种说法,“生两个儿子要哭一场。”

新京报:这是传统生育观被动摇的表现吗?

杨华:不能算。其实农村地区的男孩偏好还是有的,生第一个儿子的时候都很高兴。但生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,就高兴不起来了,因为成本太高,负担不起。而如果第一个生的是女儿的话,就还有可能再生一个儿子。我之前做过一个农村地区生育意愿的数据调查,90后愿意生育的孩子数量是在1.5到2之间,80后是2出头,70后则更高一点。90后的生育数量比70后、80后降低大约21.3%和14.35%。

新京报:所以这和城市地区的低生育率不一样。

杨华:不太一样。城市的低生育率不仅仅因为生活成本、婚姻成本,它还是整个价值观转变的结果。大城市里的高知女性、双职工家庭,本身的生育意愿就非常得低。在事业发展面前,他们愿意生一个就不错了,更别说生三个。而农村地区并不是没有生育意愿,他们本质上生二孩、三孩的意愿是很高的,只是担心生不起,生育意愿被抑制住了。

新京报:怎么理解这种“担心”?

杨华:在我的理解中,目前,农民的婚姻成本、生活成本与进城的成本基本可以画等号。十年前我在河南调研,听说成亲的条件是在村里起一座新房。而从2014年后,说亲的基础条件就变成了男方家庭到镇上、县城买一套商品房。农民都想到县城发展,都在追求城镇化的生活。

我之前对华中地区的几个县城进行调研,发现各区县城镇化率在上升,多数区县的生育率却在下降。所以也可以说是城镇化影响了农村的生育率。比如说,在秦岭淮河以北的农村,城镇化的比率非常高,我观察到百分之七八十的农村家庭都在县城买房了。相应的,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就非常少,我几乎没有观察到几例,都担心养不起。

而在江西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福建、海南等地,由于城镇化水平比北方低,大部分年轻人还是在农村结婚、在农村生活,婚姻成本、生活成本都比较低,生三孩的农村家庭出现得稍多些,有百分之三四十的80后、90后生育三孩。

“搞好了,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”

新京报:你怎么评价农民的城镇化生活?

杨华:比较关键的问题是,很多农民到县城主要是为了子女的教育。因为乡村教育在衰败,学生数量、学校数量都在减少。我调研的时候发现,生源、优秀教师群体都在往民办学校流动,而民办学校有90%都在县城。好些农村地区的学校只有一个学生,有30个到50个学生的学校是最常见的,50人以上就算人多了。而在教育学的概念里,必须有一定的学生数量,让班级成规模、有梯队,教育才有可能做好。

因此,农村地区的学校基本都没法和城里的学校比升学率。在这个基础上,农民只能往县城走,在县城买套房,让子女进城读书。

新京报:这加重了农民家庭的生活负担?

杨华:这是最没有效率的生活模式。通常孩子在县城读书,由于缺乏寄宿、校车等服务,家长到县城陪读是非常必要的。比如在衡阳农村,小学生的陪读率达到80%以上。陪读的往往是母亲,父亲去东南沿海打工,爷爷奶奶则在老家种田。这样一个家庭就分裂成了三块地方。且因为除东南沿海外,中西部地区工商业还不发达,农民到县里后是很难找到工作的,陪读的母亲一般都是全职陪读。这就造成了一个青壮年劳动力的浪费,会给农民家庭带来更大的负担。

而越是家庭负担大,越养不起孩子,越把所有的精力、期待放在唯一的孩子身上。在调研中,我就发现陪读的母亲常常会和孩子产生冲突,家庭矛盾很多。我接触的有陪读经历的母亲基本都不愿意生二孩或三孩。

新京报:目前有什么解决办法吗?

杨华:三孩政策放开后,各地其实都在探索鼓励生育的方法。比如搞托育,小孩在半岁、一岁以后,由托育机构来托管,以此解放父母的劳动力,尽量不让生育和事业冲突。很多县城现在都在构建托育机制,有的是成立公益机构,有的是在工作场所、在单位设立托育地点。但目前的效果还不明显。

我觉得更本质的方法是,首先把乡镇教育搞好,让农民的后代不必非得上县城读书,节省农民家庭的生活和婚姻成本。第二是要让农村地区的城镇化伴随有充分的就业机会。比如说,当农民流向县城购房时,可以同时在县城就业,这才是真正的城镇化,才是不加重农民生活负担的城镇化。

在中国,农村人口至少还有五六亿,如果可以搞好乡镇教育和提高县域的就业机会,我相信县域会成为中国生育的高地、人口增长的“蓄水池”。Ctq蔷薇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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